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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穆：中国的人生态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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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人文，决不比研究一头狗、一头洋老鼠容易。人是有历史的，不能仅在平面上研究，而要研究立体的，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法律、宗教、艺术、文学……都与历史有关系。
立体的观察，件件事都互相关连，才不会认错了对象。人类生活既是立体的，生活的各件事，便好像七巧板，用七巧板拼成许许多多的东西。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法律、宗教、艺术、文学……一块掉换了位置，必要块块换过，否则拼不起来的。
READQM，读钱穆
（钱穆台北故居素书楼）
1. 说到这里，我且
谈一谈中国的人生态度。且以文学艺术所表现的来说吧！文艺是人生七巧板中的一块，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的不同在哪里？现在学者讲的没搔着痒处。中国文艺的最高层是诗，而把小说戏曲放在最后；西洋文艺的最高层是戏剧，小说居第二位，诗与散文等远在其后。
所以看一本西洋的小说剧本，和看中国小说剧本的意味迥不相同。或是看一幕西洋歌剧或话剧，与中国的剧曲也不相同。
西洋小说戏剧，好似一盆火，他鼓励你向前进一步，看了会十分的兴奋，睡不着的。中国人的小说戏曲，好似一盆凉水，起初、中间即使紧张，到结果，大半是团圆了。你看过、听过，感觉舒适，过后便忘记了。这就是两块七巧板的不同。
2. 西洋文学，站在
人的前面。假如不紧张，看后不起劲，便没有文学价值。比如读歌德的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，引起心之共鸣，要自杀的。中国文学，站在人的后面。比如事业失败后读陶渊明诗，热情冲淡了，自然安憇下来；失恋后读《红楼梦》，也要学贾宝玉出家的。
西洋文学是领导人生的，中国文学是安慰人生的。这样就发生了一个问题，中国便没有领导人生的吗？假如有，要问：中国人是以什么领导我们前进呢？
我可以回答：中国人领导我们的，是“儒家思想”。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都是极重的担子，拉着我们的鼻子向前跑。
一个人入了社会，具有热烈的事业心，假如受着挫折，回头来读一读杜工部的诗，会增加你的勇气于忠国爱民。假如读一读陶渊明或苏东坡、陆放翁的诗，也会使你暂得安歇，从头做起。这要知道消极的背后，站着一个积极的。如果不懂得背后的积极，即使学陶渊明也学不到的。
西洋人的戏曲小说，火剌剌的往前跑。西洋人失败的安慰是教堂，求上帝。他们都会说：“请上帝帮助我吧！”休息一会，再从头跑。
中国没有教堂，佛教另是一回事。读了孔子的书往前跑，失败后的安慰，只可以拿陶渊明、苏东坡、陆放翁，代替了教堂上帝。
又如中国图画，一幅山水或一幅花草，几枝杨柳，几片叶子，使人鉴赏了，消去胸中一切块垒。西洋人的画即使是山水，也带刺激性的。
又如希腊的雕刻，是有力量的，力量表在外面。再如建筑也有不同。假如一所洋房，建在中国房屋的中间，你想一想是如何的不合式？西洋建筑房屋，每单位是独立的，四面开窗。
中国房屋，每所一大排，或是正房耳房对厅，四平四正，外面很为调和。北平的胡同，外边是一个式样，内边形式不同。
所以西洋人的天地是在他房屋之外，而中国人的天地，在房屋之内。中国花园，要参差曲折；西洋人花园，是一大块。
3. 再拿音乐 来说
贝多芬的《交响曲》，是象征冲锋！向前进！中国音乐，一曲《高山流水》，使你息机归寂然，其味无穷。西洋文艺的意义是在前面的；中国文艺是在后面的。
而中国的道德教训却在前面。西洋人冲向前去，出了毛病，有法律的制衡，又有宗教的调节。中国人法律的观念，不及道德观念浓厚，与西洋不同，也可以说是七巧板点点不同。
现在的青年人都爱看电影，听外国音乐，住西式房屋；而不喜欢听国乐……他们被新的力量牵着鼻子走，但却不能学宗教祷告的安慰，更不能谈陶渊明们的诗。
眼睛睁久了，要闭一会的，中国人好比鳏鱼，永久睁着眼睛，没有休息的时候，这苦痛极了。这都为七巧板位置不合了。所以拿西洋的一切，改革中国的一切，大有问题。
本文选摘自钱穆著《文化与教育》，九州出版社出版
内容简介：
《文化与教育》于一九四二年初版，汇集钱穆先生抗战时期发表的有关文化与教育等问题的二十篇文章。一九七五年，钱穆先生将此书通体重读，稍作文字修正。
编辑《全集》时，增入内容相近之文若干篇，形成共四十二篇的版本，本书即以此为底本。
上卷二十篇主要阐述中国传统文化及东西文化比较、青年与人生观等内容；下卷二十二篇从教育制度与教育之师道等方面加以论述。写作时间跨度较大，读者借此可窥先生在不同时期中对教育问题之看法。
钱穆先生（1895.7.30-1990.8.30）字宾四，1912年改名穆。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学、中学教员。1930年，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，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，从此跻身学术界。
历任燕京、北京、清华、四川、齐鲁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，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。
1949年迁居香港，与唐君毅、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，任院长。1967年10月，钱穆先生移居台北，被选为中研院院士，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。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。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，擅长考据，一生勤勉，著述不倦。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，另有大量学术论文，共约一千八百万字。
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，多有创获，尤其在先秦学术史、秦汉史、两汉经学、宋明理学、清代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，造诣甚深。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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